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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唐小松: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评析

时间:2019-09-17

  

黄忠唐小松: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评析

  人文交流的规模、力度与质量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旅游方面,两国拥有25亿总人口,出境旅游年总规模达1.4亿人次,但两国2015年的双向交流人数却仅为90万人次。其中,中国每年出境人次超过1亿,去日本、韩国有1000多万,但2015年赴印度人数却不到21万。中国飞往印度的航班每周也不到40个,与中韩之间的差距太大。留学生方面,2016年,印度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8717人,为中国第四大留学生来源国,但和第一名韩国(70540人)的差距非常明显。2017年,其排名又下降一位。近几年中国赴印度留学人数非常少且保持稳定,“仅约2000人”。此外,两国的青年交流活动需要更加深入基层,在方式上也有需要更多创新的地方。媒体与智库交流方面,虽然双方的高层对话机制已经启动,也开始了联合学术研究,但这并未整体改变双方对彼此的关注度不够、基础性学术研究尚存在不少空白的现实。目前国内的印度研究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很多学者对印度的认识还停留在一种惯性思维和过去的认识中。此外,诸多人文交流活动流于形式,媒体对中印人文交流的关注度也较低。 对内,要在中国培育正确的“印度观”。应做好媒体、民众和知识精英的教育工作,让他们既要看到印度的缺陷与问题,也要看到印度的长处与发展潜力,虚心学习成功经验。事实上,中国没有轻视或者贬低印度。这不仅是因为印度与中国一样,同为传统文明古国,现代印度同样有着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其高等教育、信息产业、电影娱乐和医药医疗等诸多领域都值得中国借鉴。对外,应继续多向印度民众介绍一个多维的中国,既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要让他们知道中国当下的困难与问题,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作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两大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印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两国的人员和企业交往也在迅速发展。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5月以来,中国对印度投资累计涨幅超过200%,印度是中国企业海外最重要投资对象国之一。其中,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844亿美元,800多家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为其创造了十几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印度企业对华投资近三年年均增幅达18.5%,以塔塔集团为首的许多印度企业也在中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未来五年,中印航空市场年均增长率预计将达到8.8%,2021年中印双向旅客流量将达到130万人次。但是,在印度社会对华认知中,双方经济合作的积极意义却遭到了忽视,他们更多地强调消极的一面,中国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竞争对手”。目前,尽管中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印度对中国各种反倾销政策不断,中印贸易的整体氛围也不甚友好。 在西方世界看来,中印竞争对于他们有着双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西方媒体和智库给印度所贴加的一个闪亮标签就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被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其发展模式也被贴上了“孟买共识”以便与“北京共识”相比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正当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西方怀疑自己所珍视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是否有效之际,“印度喧闹的民主制度已经于过去二十年中,在保证公民自由权利的情况下创造了世界最好的经济增长记录之一”。这为西方日趋衰落的“普世价值观”打了一针强心剂,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中国的标杆。安倍政府更是试图以这种共同价值观为抓手,拉拢印度和其他周边国家来围堵中国。第二种意义则体现在大国互动层面。鉴于中印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中的利益冲突,西方势力比较看重印度在阻止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价值。2017年在莫迪访美之际,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就发表报告称,“考虑到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美国必须投入一定的资源,以确保自己的全球和地区主导地位。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印度对美国而言,依然是其游戏拼图的关键一块。特朗普总统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确保印度成为这个地区制衡中国的一个地区支点,而且也应当将印度放在自己外交政策的最优先地位。”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就是这种思维的折射。 中国对印度做了大量的官方外交工作,却收效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发挥公共外交由下而上实施影响的独特优势,对印度社会进一步讲清楚中印两国经贸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和共享的理念,以及“五通”对印度、南亚、亚欧大陆乃至全球实现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澄清疑惑,无疑是一条可行路径。 媒体对话机制建设开始步入正轨。2013年9月,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印度外交部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印媒体高峰论坛”在新德里举行。2015年2月,第二届论坛在北京开幕,“双方媒体代表围绕如何促进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济领域合作以及如何应对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交流”。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外交部中印关系重点战略项目之一,由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与中国相关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印媒体对线年举办了四次。 理想的公共外交是让“非国家行为体”充当主力军,政府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则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政府的角色过于亮眼和孤单。在对印度公共外交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这样做固然有其合理之处,即能够保证在最大程度上集中有限资源做最重要的工作,以最快速度传递出最为核心的信息,并为它的未来发展打好制度框架。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一方面,它难以克服对象国社会对于政府行为根深蒂固的怀疑心理,并且一旦出现失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它无法满足双方社会的多种需求,就长远来看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力不从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培育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青年交流稳步推进。从2015年开始,印度青年学生可申请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之前的每年20-30名增至每年112名,中印青年交流互访的名额也由2006年的100名增至200人。自2016年开始,两国青年通过“中印青年对话论坛”“金砖国家青年论坛”“亚非青年联欢节”“上合组织青年交流营”“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等平台展开交流互动,推动了双方青年交流走向新高潮。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获取印度的理解和支持自然很重要。现实的问题是,从外在表现来看,印度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印度媒体、智库与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支持的声音有不少,但负面评价的影响却不容低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的进展基本上与两国关系的发展保持同步。进入本世纪,伴随两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定位的确立,对印公共外交工作也开始进入快车道。近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印度公共外交的力度,其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当前,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恩怨是影响南亚安全的最大问题。围绕边界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宿敌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仍处于紧张状态,围绕克什米尔的武装冲突不断,没有根本好转迹象。在反恐问题上,二者都是袭击高发国家。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5年和2016年反恐形势国别报告中,巴基斯坦和印度连续两年都在三四位行列中。2016年,巴基斯坦共发生734起,死亡总数为955人,受伤人员达到1729人,印度则共发生927起,造成337人死亡,636人受伤。在严重的面前,二者本该携手同心,共同应对,但是双方却走上了相互猜疑的道路。巴基斯坦军方在正式声明中指责印度主要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煽动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更是指斥该机构为“敌对组织”。 作为两大文明古国,中印之间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以和平的方式互学互鉴,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就传统而言,中印文明中都有“和”的思想,“中华民族主张的‘天下大同’与印度人民追求的‘世界一家’殊途同归,中华民族推崇的‘兼爱’理念与印度人民倡导的‘不害’理念息息相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殖民主义的入侵,中超联赛“快速膨胀”令人惊奇。双方文明交往的主要对象都转向西方,而彼此之间的沟通则成为“细流”。自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因素对双方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导致两国社会之间存在着诸多认知错位。1962年边境冲突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印度的形象都被妖魔化,直至21世纪初期才逐渐回归理性,但那时兴起的“”并未就此销声匿迹。目前,印度的“中国观”并非铁板一块,正负两面的中国形象都存在,且这种正负色彩的强弱也是因势而变。印度研究中国的特点仍然是“重关系,重战略;轻历史,轻文化”,印度最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并非来自文化界,而是来自战略与外交领域。在外交上,印度也倾向于以互惠的弱者心态与现实相结合的二元战略文化来看待中国,既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又对中国疑心重重。 :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在中国对印度的外交体系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它在塑造地区安全信任土壤、培育经济共赢理念与消除文化认知隔阂等方面发挥出独特的价值。近年来,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的力度明显加大,两国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国家领导人的躬亲示范成为最大的动力,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扮演着海外支点的突出角色,人文交流活动则是主要品牌。在问题与挑战方面,社会基础仍显薄弱,西方世界和印度国内对于双方关系的负面渲染必须引起重视,印度社会对中国的战略焦虑是最艰难的问题。对此,中国必须强化培育对印度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继续大力发展人文交流;要立足世界发展潮流,淡化消极竞争观,积极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要在安全议题上精准定位,多做日常解疑释惑工作,做好舆情的危机管控,加强社会精英和媒体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沟通。 可以预见,伴随着世界权力中心往亚洲转移,中印这两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对国际社会未来秩序的塑造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外舆论中也已经出现了“21世纪中印关系将会取代中美关系决定世界格局”的观点。目前,中印之间虽存在着经济、安全与边界等磕磕碰碰的因素,但两国还是能够摆脱“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关系范式,从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个大局出发,在竞争与合作中着手打造“中印关系新模式”,以推动两国战略协作关系稳定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更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推进,尽快在组织、传播与品牌培育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量与质的稳步提升。当前,应当格外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公共外交要想在对象国取得影响,那么长期驻扎在对象国、通晓其风土人情、与当地社会有着广泛联系、能够长期开展活动的海外支点这一角色就非常重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对印度公共外交工作整体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充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将塑造对印度公共外交的良好社会氛围放在重要位置,加快形成官民配合的对印度整体公共外交格局。 第一,两国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国家领导人的躬亲示范是其发展的最大动力。 在洞朗对峙上,中国在公共外交层面可以为今后类似事件的处理确立范例。一是在国际社会包括印度内部加大该区域“主权归我”的传播力度,防止混淆视听。中国通过发布白皮书,详尽公布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印度历届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对中印边界予以确认的内容,让自己在国际法上立于不败之地,也进一步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值得称赞。二是做好国内舆论的引导工作,预防不理性的战略对抗思维绑架事件的处理。尤其是在国内渲染的中国在该地区进行公路建设的战略进攻意义问题上,必须进一步澄清错误认识,即修路是加强对己方领土的管理,而非威胁对方,更何况它也不能对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产生实质影响。三是主动应对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主要媒体在印度越界侵犯中国主权这个核心问题上装聋作哑,将重心放在中国和不丹之间的争议上,而且强调中印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与他们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在舆论上发力,多在类似事件中揭穿其虚伪的面纱。 尽管中印关系在友好发展的主流中也有着磕磕碰碰,但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两国对发展公共外交这个议题一直拥有共识,两国政府在国家层面的合作制度设计中对此予以重视,双方领导人也注意利用合适的场合亲自开展相关活动,这无疑成为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的最大动力。 不难看出,近年来中国在对印度公共外交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诸多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在中国的全球公共外交整体格局中,对印度开展公共外交工作仍然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其组织、传播体系仍有待建立,品牌亮点的培育尚有很大发展空间。皮尤调查也显示,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认知一直较低,分别为35%,31%,41%,31%和26%。本文特别强调以下几个重点: 以上情况决定了中国在与印度交往时,必须将“消除文化隔阂,促进文化的认同与融合”置于重要议程。中国既应从两国交往的友好历史中提炼出两国文化精髓的共同与相通之处,使之成为21世纪东方文化复兴的中坚力量,也应当根据现实发展和时代需要,挖掘“中国梦”和“印度梦”一致的地方,引导印度各界以更加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国,让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印度社会扎根。这个艰巨的任务显然并非单一的官方外交就能完成,公共外交则大有可为。 以上问题发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印巴之间严重的“信任赤字”无疑是重要诱导因素之一。莫迪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巴基斯坦和解也曾在其工作计划中,但结果无疑令人失望。中国自然不希望这种对抗的局面长久持续,也不希望出现自己必须“选边站”的问题。作为第三方,尽管中国强调希望两国能够“加强对话沟通,妥善处理分歧,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并且试图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推动二者“相向而行,友好合作”,“改善彼此关系”。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巴之间的敌意不仅仅停留在官方层面,也并非短期就能够解决。不仅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对中国同样有着猜忌,这从每次印巴对抗时印度媒体对中国立场的猜测中就可以看出。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必须通过长期耐心的公共外交,将在中、印、巴三国社会中培育安全互信的土壤放在重要位置,推动印巴关系走向稳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整个南亚地区的安全。 相对于印巴关系,中印之间虽没有那么严重的信任赤字,但印度社会对中国却有明显的“战略焦虑”。在印度看来,中国还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它的安全构成了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在海上,印度广泛接受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珍珠链”概念,认为中国在印度洋沿线一些国家建设港口的行为旨在从战略上包围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上,印度社会普遍认为,1962年的中印冲突是中国侵略了印度,其战败的心理阴影延续至今。目前,印度有62%的民众担心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在国内分裂问题上,印度怀疑并指责中国军方参与了印度东北部的叛乱行动。印度军方发言人提出的同时应对“两个半战争”的言论,可以说就是这种焦虑的极端表现。相比之下,中国虽没有将印度视为“安全威胁”,却常常认为印度对中国“充满敌意”,中国社会内部不乏印度会与美日联手以遏制中国崛起的言论,并在政策层面提出了一系列“反制”印度的战略构想。近年来,中印媒体对对方的报道大幅增加,虽整体氛围比较理性,但冲突和竞争性的内容却占很大分量,且诸多内容都引自西方媒体的误导性报道。中印之间这些负面的战略思维和舆论报道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势必会破坏两国合作的整体氛围。有国外学者就认为,由于战略紧张升级的缘故,当前的中印关系“正处于十多年来的最差状态”。 中方在平常交往中可以多对印度社会说明,首先,中国不可能威胁到印度的“安全”。从历史来看,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理特征保障了中印两国数千年的和平交往。就是在当下边界纠纷不断的情况下,两国都未将战略重心放在该区域。目前,中国的眼光朝向太平洋以应对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印度的重心则在南亚次大陆,着重处理印度洋的复杂形势。这种差异不仅使得双方无法互为“威胁”,而且为两国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中国也无意“威胁”印度。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非常有限,在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活动也是旨在实现多方共赢,而所谓的“珍珠链”战略根本就不存在。中国非但没有联手巴基斯坦“遏制”印度的企图,还非常希望二者能够实现和解,实现共同发展,因为印巴之间的持久对抗只会导致南亚的持久动荡不安,它同样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边界问题上,中国陆地毗邻14个国家,已经与12个国家完成了边境线谈判,仅剩下印度等两国,今后中方仍然会依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准则解决与印度的领土争端。在印度的分裂与叛乱问题上,中国一直主张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也深受外来干涉之苦,自然不会干涉印度内政。 作者:黄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讲师;唐小松,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 智库与学术交流迈上新台阶。中印两国决定自2016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国家智库论坛。2016年12月9-10日,首届论坛在印度召开,为两国智库走向常规化的沟通和基于共同利益的问题框架合作研究开了好头。两国学术界在人文领域的联合科研工作也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6月,由“中印联合编审委员会”组织两国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在经历三年的辛勤耕耘后正式出版中英文版。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全面总结研究、系统准确描述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历史的学术文化工具书”,该书“对于中印双方准确认识历史,增信释疑,对推动中印两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中方应重视对印度社会讲清楚中印两国作为文明古国、曾经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亚太地区实现整体性崛起,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种崛起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实力层面,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的失序提供一种有效的治理方案,并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在历史上,中印在相互交往中以辉煌灿烂的文化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1954年中印联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典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国际治理的一系列难题显得束手无策,甚至自身都抛弃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原则,也掉入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陷阱。与此同时,中印两国也都面临着自身实力与国际地位不相匹配的情况。对此,中印两国更应当携起手来参与全球多边合作,积极在贸易、反恐和气候等问题上拿出自己的可行方案,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全球公共产品。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等命运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印两国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并在这过程中悄然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数年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行动开展公共外交。一是积极参加印度高校、学术界与智库的交流活动。例如,2017年4月14日,刘劲松公使出席由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旁遮普中央大学联合举办的“改变世界秩序:当代印度与中国”研讨会开幕式,用鲜活故事讲述中印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指出“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增进理解与互信,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重大关切”。二是注意与印度媒体保持沟通和联系。驻印度大使馆将与印度国家电视台、印度报业托拉斯《论坛报》《印度快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写作网”和《德干先驱报》等主流印度媒体的交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着力通过印度“抵制中国商品”、南海仲裁案、中印两军洞朗对峙、青岛上合峰会等热点问题传播中国声音。三是积极推动两国文化交流。驻印度使馆既在印度推介中国饮食、敦煌艺术和京剧等国家经典文化,也注意在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印度向中国推广瑜伽艺术等重要工作方面发挥作用。四是重视中资企业的作用。驻印度使馆通过高层对话、走访调研和推广推介等方式,帮助鼓励华为、中兴、小米和三一重工等中资企业对接“印度制造”“数字印度”与“智慧城市”等印度国家战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履行好社会责任,塑造国家良好形象。 人文交流应继续大力发展。中国应该鼓励更多的游客前往印度,鼓励更多的中国学生赴印度留学,并吸引更多的印度留学生,为两国青年交流的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加强学术研究工作,全面升级双方媒体与学术界对话的规模和力度,打造更多的对印度公共外交海外支点。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印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印度学术界已经就多关注和研究中国达成共识。虽然当前印度纯粹以中国问题研究为主的专家只有五六十人,但相关的跨学科学者却有10倍之多,且规模呈扩大化趋势。中方应对此予以充分利用,为他们了解中国提供更多便利。不仅如此,目前印度对中国的很多认识存在错误,比如“中国在1962年入侵了印度”和“”,本身就受到了几十年前印度有关中国论调的误导。中方在这些问题上加强与印度的联合研究有助于正本清源、澄清误解。此外,中国西藏、印度北部和尼泊尔之间的佛教与印度教渊源很深,且存在圣地、圣山与圣湖等载体,这个潜在亮点可以进一步挖掘,通过打造旅游与宗教文化走廊的形式,为亚洲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交流中实现共存共荣提供新范例。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安全议题上加强两国社会精英与媒体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沟通非常重要。应当引导他们学会换位思考,精准判断对方言行,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以包容、合作和共赢的思路看待两国关系,而非过分强调中印之间的战略对抗性。印度学者库卡尼曾经坦言:“印度在国际问题研究上长期受西方影响,印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制约中国的发展并非对印度有利,我们要有自信与中国共同创造属于我们的世纪”。当安全这个敏感问题处于关键时刻,中国的社会精英和舆论需要同样努力克服对印度的认知错误,多与对方进行交流,用专业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印关系中的是非,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添砖加瓦。 第一,强化培育对印度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继续大力发展人文交流。 近年来,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的重大、亮点和特色品牌活动集中体现在人文交流领域。在这方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旅游、电影、民俗、宗教和歌舞表演等得到强化外。以下领域的进步更值得欣喜: 与此同时,印度内部也有力量与之遥相呼应。对于中国高于自己的快速发展,尽管印度社会有着五味杂陈的高度不平衡情绪,但在价值观层面印度人还是喜欢说“他们的民主体制最终会被证明比中国的一党制政府更稳定”。在大国关系上,印度知名战略学者拉贾·莫汉认为,成立一个印日联盟将有助于保障亚洲权力的稳定均势,防止中国在亚洲的一家独大,并能够应对中美关系动荡的不利后果,其意义可以用“亚洲2”来形容。当然,他的平衡视角更加倾向于往美国倾斜。这从他赞同印美日三方安全合作、支持印度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和鼓励美国用“恰当的方式”让印度对抗中国的系列观点中就可以看出。 中国民众对印度的好感度很低,皮尤调查(2016年)显示其数据仅为26(满分100)。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一些中国的知识精英虽认同印度文明,但却视现实的印度为“问题”,更多关注它的负面因素,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民众普遍没有将印度视为重要的大国,目前中国以西方思维看待与丑化印度的痕迹依然存在,印度在中国社会经常被贬称为“阿三”,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印度对中国持负面评价的人在2013-2017年的比例分别为41%、39%、32%、36%与41%,整体上高于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人,“”在印度还将长期存在。 中方应强调,中印之间所谓的“意识形态竞争”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从来就没有对印度的政治制度与核心价值进行过攻击,也没有在国际社会输出自身价值观的念头,更不想和印度比较两国意识形态的优劣。中方更注重的是,中印两国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与莫迪政府建设团结、强大、现代的“印度梦”理想是相同和相通的。在大国关系层面,中方也可以对印度社会做这个舆论工作:鉴于莫迪政府有着要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全球领导大国”的理想,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印度就必须做好两点:一方面,必须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解决自独立后悬而未决的经济管理体制落后,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及社会、种族与宗教矛盾尖锐等诸多问题。这就决定了印度外交的主要任务只能是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进国际合作而非制造或者煽动对抗的氛围;另一方面,不能定位于大国博弈中的“制衡者”角色,而应当成为一个能够发出独立声音,并且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重要力量。早在两极紧张对抗的冷战期间,印度在其力量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就提出并践行了“不结盟运动”的思想并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在21世纪国际局势大为缓和并且印度实力也大为增长的今天,它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就这两点而言,中印合作的空间也远远大于消极竞争面。 第三,安全议题上精准定位,多做日常解疑释惑工作,做好舆情的危机管控,加强社会精英和媒体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沟通。 早在2003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两国政府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就直接推动了中国对印度的公共外交活动进入活跃期。2014年以后,伴随着中印两国致力于建设“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公共外交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更多重视,这从两国签署的合作文件和两国领导人相互在对方国家直接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就可以看出。2014年9月,习主席访问印度。18日,他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强调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为南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演讲受到了印度各界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演讲“将极大地增进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9月19日,习主席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友好人士、友好团体代表,并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表彰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事业”。同日,在双方发表的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有关公共外交的内容占了大量篇幅。2015年5月,印度莫迪总理访华,并专程去清华大学公开演讲。15日,在公开的中印联合声明中,公共外交再次受到重视。2016年5月,印度总统慕克吉访华。26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称“印中关系的质变需要以人为本,双方应当重点推动民间往来,扩大两国之间的联系”。2017年9月5日,习主席与莫迪总理于厦门金砖会议会晤期间,双方都强调要继续发展人文交流。2018年4月,中印领导人在非正式会晤时,再次就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达成共识。可以这样说,没有顶层制度的良好设计与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亲力亲为,中国对印度公共外交是难以在短期内取得重大进展的。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乃至全球战略布局中,印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印关系前景可期,但也有不少复杂问题。一方面,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迅速,双方高层交流频繁,各种对话机制交流畅通,社会之间的往来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两国精英、媒体与普通民众对于双方在安全、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合作认知存在不少差异,在敏感时刻双方情绪严重对立乃至对抗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实合作需要与社会认知之间的鸿沟,决定了中国必须系统总结对印度公共外交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加大对印度公共外交工作的力度,以满足两国关系战略定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当前,由印度领衔的南亚地区形势比较复杂:地区不稳定因素多,传统安全问题频发;整体经济落后,发展潜力可期;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冲突因子不少。对于中国而言,印度既是周边邻国,也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还是金砖国家的重要伙伴、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应当争取的重要国家。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必须超越印度本身,从多个视角审视与设计对印外交战略,确保中印关系能够稳步发展。其中,公共外交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它在塑造地区安全信任土壤、培育经济共赢理念与消除文化认知隔阂等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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