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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 :聚天下英才助抗战

时间:2019-09-07

  当时的延安条件艰苦,和朱德的津贴是每月五元,但是对于稀缺人才却不吝啬,鲁迅艺术学院的助教有六元,教员有十二元。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党中央决定每月给他十五元津贴。冼星海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这些措施都充分体现出我党对人才的高度尊重。

  对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很关心,注意扶持一些豆芽菜式的作品。1940年,作家杨述在绥德编《陕北青年》时,写了一首《颂毛主席》的小诗,其中有四句是“陕北近年老鼠少,农民争说有大毛。陕北年年闹荒旱,他老一到年成好。”当地宣传部的领导认为这首诗贬低毛主席,不许发表。杨述不服,将诗寄给,请他批评。看后表示,小诗无罪,可以发表。这首诗其实就是一棵豆芽菜,很粗糙,很稚嫩,但是并没有将它一脚踩死,而是给了它长大的机会。1949年以后杨述担任过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报》社社长。试想如果当时把这棵“豆芽菜”踩死,会不会有后来的杨述,就很难说了。

  当时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力排众议把这个战功赫赫的军事人才处以极刑,反映了绝不因才而枉法的人才观。

  出身于没落世家的徐肖冰曾在“蒋委员长武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任职,后来认识到反动派的腐朽,于是弃暗投明,在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经周恩来批准参加革命。作为我党当时稀缺的电影人才,他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队。为抗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电影,建国后成为我国著名的红色摄影家。他的妻子也是投奔延安的青年,经过徐肖冰的传授,后来成为了建国后的第一位专职摄影师。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采访后写出了《中国的西北角》,让国人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八路军的存在和他们的抗战主张和英雄业绩。到访延安的著名记者斯诺夫妇写下了《西行漫记》等众多著作,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及其下的抗日武装。史沫特莱不但撰写文章支援中国抗战,还创建了鲁迅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室,包括博古、李德、张闻天、等人都经常借阅外文图书,离开延安之后还帮助八路军购买了药品等稀缺物资。

  抗战期间,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明了抗战的持久性和中国必胜的光明前景。但是要赢得这场持久战,除了必需的物质保障,还必须为战争提供坚强可靠的人才智力支撑。为培养造就大批人才为抗战助力,中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时至今日,及其战友在延安窑洞里制定的人才政策,依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发,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吸收借鉴。

  这些科学艺术人才的引进对于对于教育人民、鼓舞士气、团结抗战作用巨大;对于发展我军的医疗卫生事业作用显著。

  1937年10月5日,在抗大受训并担任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枪杀了准备与之结束恋爱关系的陕公女生刘茜。像这样一位少年时期即加入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万里长征考验的战功赫赫的青年军事人才,是不可多得的。党内一些人也爱惜这个人才,希望让他戴罪立功。但是致信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中央和常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在信中要求雷经天当着黄克功和到会群众,除了宣判之外还要宣读这封信。10月15日雷经天对黄克功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除了开设干部培训院校,党中央同样重视国民教育。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重新改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四条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和对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的重视,特别提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指出了培养、引进人才的重点。而且提出了公务人员两小时学习制,这或许就是我党创建学习型机关和培养学习型干部的制度萌芽吧!

  这些国内外精英人才的到来,对于宣传我党及其抗日主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功不可没;对于发展边区文化事业提供了重要帮助,有力的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在人才使用上,我党是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了调动和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一些开明绅士进入边区政府领导机关任职,其中包括后来向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建议的李鼎铭。这条建议后来成为我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原则。李鼎铭不仅是个开明绅士还是个有名中医,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担负中医训练班主任,推动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率先垂范,刻苦学习,学以致用,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36年10月22日,致信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等人,要他们买十至十五种真正通俗而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并表示对以前买的军事书不满意,要求他们再买一批战役指挥与战略的军事书。

  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即于1936年6月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次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此外,还陆续创建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机械学院等院校,这些院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

  开发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为了提高部队的农业生产水平,亲自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还专门向一位叫朱玉宝的老农发了一份由旅长兼政委王震、副旅长苏进、副政委王恩茂签名的执照,委任他为农业生产副官,还给他发了军装。这样一来,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技水平迅速提高,为南泥湾开发成陕北的好江南提供了可靠的人才智力支撑。

  到延安后,刻苦攻读了以列宁著作为主的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比如《社会主义与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战争与俄国社会》等,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所以读书时做过很多批注,其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一万二千字,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两千六百多字,这些批注后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纵观党中央和在延安的人才工作,一边大力培养人才,一边大力引进人才,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坚持带头学习,学以致用,而且创造性的解决了教育转化战犯的问题,化敌为友,为我所用,使整个边区人才工作呈现出“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局面,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智力支撑,为此后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国后的恢复和建设准备了大量的各类人才。实践证明,在抗战期间,党中央和制定的人才工作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党的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今天的人才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同年11月3日,作为引进人才中的佼佼者冼星海和妻子应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邀请来到延安。次年1月,用六天时间,冼星海完成了对光未然《黄河吟》的谱曲工作,又在半个月内完成了《黄河吟》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由此写就了抗战史诗——《黄河大合唱》。此曲一经问世就广为传唱,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号角。重庆报纸评论“一支大合唱,顶上十万毛瑟枪!”

  除了吸引国内人才,延安还吸引了海外人才。受加拿大和美国派遣援华而牺牲的白求恩,就曾率领一支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他深入一线,抢救伤员,服务群众,培养急需的医护人才,还亲手制作了包括名叫“卢沟桥”的药驼子在内的多种医疗器具。此外,1938年7月在英国访问的尼赫鲁将其妻弟爱德华医生从西班牙国际纵队调回,委派他率领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1939年3月15日会见了爱德华等五位医生,其中柯棣华成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并在1942年7月加入中国。

  用好我方人才的同时,八路军积极开展化敌为友的对敌工作。在延安有一座特殊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这是一所专门教育改造日本战俘的学校,校长是共产国际委派的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为做好战俘的教育改造工作,八路军在全军选调日语人才担任教员,一些思想转化较快的日俘如杉本一夫、吉积清后来也成为教员。得知此事后,日军立即派特务潜伏校内伺机刺杀校长。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名叫泷川直亮的日本特工在八路军的教育感化下坦白自首。经过教育改造的日本战俘,开始为抗战工作,有的人到前线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有的人为八路军讲解日军装备的性能,日本战俘的帮助使八路军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

  随着陕甘宁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吸引了大量青年的到来,1938年5至8月就有两千二百八十八名青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后来留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就达三万人。当时我党引进人才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1938年1月,开始阅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2月1日将中断了二十年的日记又续写起来,3月18日开始读《战争论》,并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3月25日,开始读新华社社长潘梓年从重庆寄来的《逻辑与逻辑学》,27日读完。5月17日起,开始撰写《论持久战》,连续奋战九天,五万多字的《论持久战》完成。《论持久战》一问世就受到各方重视,白崇禧将《论持久战》归结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经军委会通令全国成为抗战战略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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